语风汉语

论及“对外汉语诗歌的时代精神”，应该首先明确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“时代”。中国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纷繁变化的时代。一方面，可以说，这种变化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它关涉到“古今”、“中西”的种种大问题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，无论怎样，这种变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而展开，就是如何使中国富强。在今天，不论我们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“中国的崛起”，中国力量的增长与强大，以及这种力量对世界所起的重要作用，都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所谓“对外汉语诗歌的时代精神”无疑要从这样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。从我个人的读书与思考出发，我认为，“对外汉语诗歌的时代精神”，所指的就是要参与到这种中国力量的建构中去。如果要求一个具体的路径与方向的话，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一种文化自觉的基础上，通过诗歌，去自觉地承继传统，表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与认同。  ]

具体来讲，文化自觉指的是对于本民族固有之文化的自觉，也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。这种文化自觉的建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建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，作为一个“中国人”，一个为该文化所化之人，对于中国文化应当具备信心与认同。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讲，就是最起码的“温情与敬意”。文化自觉或者文化主体性的建立，在我看来，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待他者（例如，西方与西方文化），更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待自我？对于自我来讲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对于意义与价值的确认。这种确认，我想，需要经由文化的自觉，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才能达到。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与特殊，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传统不只一个。甘阳先生有一个说法，叫作“通三统”。在他看来，我们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三种传统：一种是几千年以来我们本身固有的传统，即一个以孔子的儒家为主体的传统；一种是1949年建国以来由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传统；还有一种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传统。甘阳认为，这三种传统并非是截然对立、不可调和的。实际的情况是，这三种传统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相互贯通的。他们之间既有相互的对立与矛盾，但同时也有继承与发展。在甘阳“通三统”的想法中，他更倾向于这三种传统相互继承与发展的一面。通过甘阳先生的观念，我自己给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，中国对外汉语诗歌的传统是否也可以用甘阳先生的“通三统”来理解和处理？  如果我们看中国诗歌的发展的话，虽然很难严格地按照甘阳先生的“三统”说法来划分，但也可以大致分为“新诗”与“旧诗”两个传统。旧诗指的是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，如《诗经》、唐诗甚至宋词等等。新诗则指的是以西方的诗歌传统为摹版的诗歌创作。这种分法当然很粗糙，也有很多问题。如这两个传统本身所包含的种种历史性变化。但我想，我们可以借鉴和思考的是甘阳先生关于“通”的方法，即在尊重和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，对于继承与发展的强调。因此，我所提出的“从中国回到中国”，实际上是想将中国诗歌当下的写作自觉地纳入到传统中去，纳入到历史的传承中去。因此，诗歌的时代精神不仅关照的是当下，更是诗歌整个历史性的整体。  近年有与我同出于复旦的诗人陈先发先生的诗作受人关注，被认为是“在汉语的本土性之上建设汉诗的现代性”。他的诗歌“常常被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古代诗歌意象‘惊醒’。陈先发从那里建设了一个‘活力四射的全新汉语谱系’”。其中所论的“本土性”与“现代性”，本质上，我认为就是“现代中国”与“传统中国”在诗歌上续接的努力。  近几年我自己也有一些习作，名之为“新绝句”。其本质上是四行诗，但它试图去承接两个传统，一个是中国的唐绝句，一个是西方的诗歌语言、材料以及气质。中国古代的绝句，以小见大，在短小的篇幅内，试图展示巨大的内心世界或者政治、社会场景。新绝句也试图达到这种效果，但是新绝句愿意吸取西方的诗歌材料和写作技巧，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破古代绝句的企图：一、用白话语言或者经过西方语言改造后的现代汉语来写作“绝句”；二、由于没有字数的禁锢和段落组合的多样性，使其在形式上似乎更加丰富，因此具有了内容多维表达的可能性；三、新绝句较之于唐绝句，它的题目可能具有更大的内容空间，也就是说新绝句的题目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（往往就是全诗的诗眼），它能构筑、延展新绝句的空间，我们甚至可以将英文放进新绝句的题目中，也似乎具备了某种合理性。  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我想，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努力。